傲天中文网www.atzww.com

治心身:这是对官员自身品德的要求,督促官员廉洁奉公、修身养性。

敦教化:强调对百姓道德教育的重要性,以此来维护社会风气。

尽地利:鼓励充分开发土地资源,大力发展农业生产。

擢贤良:注重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进入官场,为国家治理提供人力支持。

恤狱讼:主张公正、谨慎地处理司法案件,维护司法公正。

均赋役:重点在于合理地分配赋税和徭役,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的同时避免百姓负担过重。这六条成为西魏官员施政的重要纲领。

行政改革举措:

文案改革:创造了用红黑两色书写公文的方式,用于区分出入公文,使公文管理更加规范。

户籍改革:制定计账、户籍之法,其中“朱出墨入”的记账方法很有创新意义,对后世的文案程式产生深远影响。

官制改革:依照《周礼》改定官制,使西魏的官制更加合理、完善。

4. 人物落幕

因过度劳累,苏绰在大统十二年与世长辞,他的贡献却对西魏乃至之后的政治制度等诸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。

人物评价:

宇文泰赞其为“奇士”,对他委以重任、推心置腹。周明帝二年(558年),苏绰配享周太祖(宇文泰)庙庭,隋开皇初被追封为邳国公,

杨坚评价他“文雅政事,遗迹可称。展力前王,垂声着绩”。

令狐德棻(fēn)认为宇文泰能“斫雕为朴,变奢从俭,风化既被,而下肃上尊;疆场屡扰,而内亲外附”,多赖苏绰之力。

《六条诏书》是西魏政权颁行的着名诏书,由苏绰创制,是朝廷施政纲领及地方官员为政准则,对西魏政治整饬和国力发展作用重大,具体内容如下:

先治心:

要求执政者端正认识、以身作则,做到“心气清和,志意端静”,还要躬行“仁义”“孝悌”“忠信”“礼让”“廉平”“俭约”,如此才能治理好百姓。

敦教化:

宣扬道德文化教育以移风易俗,培养人民俭朴、慈爱、和睦、敬让的品质,让百姓在潜移默化中迁善向德,进而实现王道。

尽地利:

劝课农桑,不违农时,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发展农业生产。地方官要督促百姓按时耕种、收获,奖励勤劳者,惩罚懒惰者。

擢贤良:

主张选贤任能,不拘资历门第,发掘人才并勇于起用,让其在实践中成长。同时精简机构,罢黜冗员。

恤狱讼:

要求明断狱案,不能滥施刑罚,需“随事加刑,轻重皆当”,秉持公正,谨慎处理司法案件。

均赋役:

强调均平赋役,调济贫富,不可舍豪强而征贫弱,避免贫富差距过大,保障社会公平。

苏绰推行的官制改革主要有以下内容:

依《周礼》改定官制:苏绰奉命依照《周礼》对西魏官制进行改定,使西魏官制更加系统、规范,为政治制度的运行提供了更明确的框架,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西魏政权的正统性与合法性.

精简冗员:通过对官僚机构的梳理和整顿,去除不必要的官职和人员,提高了行政效率,减少了财政支出,使政府机构更加高效地运转,增强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和管理力度.

选拔贤良:强调选拔人才要不拘一格,打破门第限制,注重德才兼备,让更多有才能的人能够进入官场,为国家治理注入新鲜血液,推动了西魏政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.

规范文案程式:创造了“朱出墨入”的文案记录方式,用红黑两色区分出入公文,还制定了统一的文案格式和统计计算方法,使公文管理更加规范、高效,提高了信息传递和处理的准确性与及时性,对后世的文案程式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苏绰改革的文案程式与计账户籍法,是其在西魏改革中的重要举措,具体如下:

文案程式改革:

苏绰创造了“朱出墨入”的文案记录方式,规定朝廷发出的文书用朱标,下面上呈的文书用墨标,以此区分收支情况,这一方法后演变为“红头文件”,并沿用至今. 他还制定了统一的文案格式和统计计算方法,使公文管理更加规范、高效,提高了信息传递和处理的准确性与及时性。

1. 含义

“朱出墨入”是苏绰在文案程式改革中创立的一种记账和公文区分方式。具体来说,就是用红色标记来表示朝廷发出的文书,如诏书、政令等;用黑色标记来表示下面向朝廷上呈的文书,像地方官员的奏疏、报告之类。

2. 作用和影响

管理方面:这种鲜明的颜色区分方式,使得公文的收发管理更加清晰有序。在大量的文书往来中,官员可以迅速辨别文件的性质,是上级指令还是下级汇报,提高了行政效率,减少了文件处理过程中的混乱。

财务记账衍生:从记账角度看,这种方式很可能也被应用于财务收支的记录。红色代表支出(如朝廷的经费拨付等),黑色代表收入(如地方的赋税上缴等),使得财务收支状况一目了然,便于财政管理和监督。

对后世影响深远:它是现代“红头文件”的起源。“红头文件”在当代行政事务中仍然广泛使用,用于表示重要的政府公文、政策文件等,可见苏绰这一创新的长久价值。

计账户籍法改革:

苏绰制定的计账户籍法按户统计,在每户户主之后,逐一登记户内成员以及依附人口之名,每人名下记载性别、年龄、丁中等情况,并登记受田数字、应纳租调数,然后一户作一总计,分类统计应交纳的租调数,最后大约以若干户或按行政区划为单位,再作一总的统计. 该方法的实施,使西魏政府能更好地掌握人口、土地、赋税等情况,为均田制、租庸调制的推行提供了有力支持,也为国家财政预算和赋役征发提供了重要依据,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治理起到了积极作用。